“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与社会保护”学术研讨取得新成果

时间:2014/6/18 7:50:39

  2010年5月8日—9日,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的“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与社会保护”学术研讨会取得积极进展。

  十多位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的专家学者就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和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作了大会发言。与会代表还围绕“中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新趋势和新问题”、“流动人口的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与生存状态”、“流动人口的定居与回流”、“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的障碍与出路”、“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与城乡统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问题”、“流动人口的家庭行为与其他发展需求”等专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推动了相关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研讨会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中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新趋势和新问题

  

  中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政策制定是本次会议许多与会学者关注的议题之一。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司长张春生在开幕式讲话中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将延续大规模和持续增长的态势,并呈现新的变动趋势。随着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向内地的产业转移,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及国家兴农惠农政策的出台,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流向由原来的相对集中于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集聚形态转变为多元集中的趋势。对此,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翼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今后农村流动人口向东部单元流动的趋势会有所变化,由地区相对集中转变为集中中的多元。就近就地转移的比重增加了份额,中西部地区的吸纳能力上升,东部地区的吸纳数量可能出现拐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人口的区域分布,造成“小积聚”与“大积聚”共存的繁荣态势。

  解释和分析人口迁移是人口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沈建法尝试用多级仿真方法建立人口迁移模型,并且与传统人口迁移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多级模拟模型效果较常用的模型为好。此外,他还发展了一种新的人口迁移因素分解方法,在人口迁移模型的基础上,估计空间因素、迁入地和迁出地因素的空间结构、迁入地、迁出地因素本身对人口迁移规模的贡献,并用中国2000人口普查得到的1995年到2000年省间人口迁移数据加以实证分析。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杨成钢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认知心理偏差、群体理性对个体理性的控制和压力影响因素的存在导致人口流动行为有可能是不充分理性的,而且在这种不充分理性视角下的人口流动行为机制有三种模型,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模糊预期模型;认知偏差下的背景依赖模型;群体行为压力下的从众模型。最后,他还指出流动的盲目性会使要素难以做到优化配置,即使经过不断的信号筛选,行为调适,最终实现了优化配置,高额的信息处理成本也将使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大打折扣。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分析、前景预测和战略制定也是与会专家学者所关注的问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童玉芬等人就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变动过程和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同时还提出了预测未来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规模的模型。研究结果发现,非农化农村劳动力的规模呈现几乎直线式的上升趋势;且存在五个方面的特征: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一半已经发生了非农化转移;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中外出就业占到一半左右,就地转移依然占有相当大比例;农村非农转移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其次是建筑业;中国不同地区劳动力非农化的地区差异大,从东部、中部到西部,该比重依次降低;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不彻底,具有显著的兼业化特征。最后,她们进一步指出应该从农村劳动力有效供给(经济活动人口)和农业劳动力需求两个分支来预测潜在农村劳动力非农业化转移规模。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妍的分析发现,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已逐步趋向于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相协调,未来十年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和城市人口还将迅速增加,但增长速度与前10年相比将有所减缓。预测到2015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超过50%,2025年将逼近60%。此后,城市化速度显著减缓,203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介于61.3%-63.6%之间,2040年超过65%,2050年将达到70%左右。此外,她还认为从城市化成本的预测来看,“十二五”期间坚持走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

  与会专家学者还讨论了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其他问题。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吕昭河对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嘉益”进行了分析,认为人口流动“嘉益”的核心价值是强化了基于个人自由的全体社会创造力,并且为社会贡献了更高的市场效率,推进了社会正义;与此同时,还构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并将继续推动一体化进程。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郭春兰、沈建法认为,从家庭角度出发珠三角女工的迁移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即孝顺型女儿模式、叛逆型女儿模式和两难型母亲模式,她们在家庭角色、人生阶段、迁移动机和迁移态度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祁新华、朱宇等人则从企业区位选择的微观视角来分析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就地城镇化现象的微观机制,验证与完善了西方工业区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王英杰提交的论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集聚区域中的三个代表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存在较大差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流动人口在三个城市分布的显著影响因素,而收入影响不大。

  

  二、流动人口的定居与回流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正不断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次许多与会代表都对目前已迁聚城市并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黄晨熹以苏州市为例,从打算居留意愿、与其?居留时间长度和居留准备三个方面来度量居留意愿,并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76.8%的外来人口表示目前想留在苏州,其中有20.1%(即总体的15.4%)的人表示想一生都留在苏州,36.5%(总体的28.0%)表示想在苏州待一段时间然后回家,42.7%则表示要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政府放开户口政策,打算一生都留在苏州的外来人口的比例由原来的15.4%上升至36.5%,增加了137.0%。城市因素对外来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最强的影响;社会融合对居留意愿产生较强影响;迁移成效对不同人群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以“迁移成效自我评估”为标准,那么该指标对居留意愿产生正面影响,即离开者主要是“失败者”;迁移类型对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董延芳、刘传江对农民工未来出路打算的研究结果表明,留在城市是农民工对未来出路打算的最主要选择,随后依次是回到老家的县城/小城镇和回到老家,并且这种选择的依次顺序在两代农民工之间并无明显差异。其中,男性、年龄大、私人租房者、语言交流能力差、工作劳动强度大和参加了社会保险的农民工往往更倾向回到老家;而女性,年龄越小、受教育年限越长、语言交流能力较强的农民工更可能倾向流在城市。

  井冈山大学政法学院仰和芝等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意愿和实际归宿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可以细化为落地生根型、落叶归根型、漂泊无根型三种不同的类型,而三种不同类型的内部又富有层次区分度。她们还进一步指出,漂泊无根型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前归宿的典型,而这种归宿选择不仅是他们自己意愿的表达,更是他们面对现实的抉择,是社会结构诸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行动主体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现在提倡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还为时尚早。这种对流动人口迁移意愿和实际归宿内部分化的分析结果与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会上提交的多篇论文的观点有诸多相似之处。

  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朱宇、林李月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户口迁移态度和放弃土地条件下的户口迁移态度三个维度考察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是多元分化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人口的最主要选择并非“在此地定居”,而是返回家乡;并且这与流动人口在户口迁移上的选择态度是相互印证的,这说明流动人口不愿意或未能在城市定居并非都是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他们进一步指出,流动人口内部这种定居意愿的差异与分化对流动人口社会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必须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引起重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Graeme Hugo教授在其提交的书面报告中从国际经验的角度证实了人口流动过程中居留意愿的多元分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而非中国所特有的户籍制度的产物。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杭州研究院接栋正等研究了俄罗斯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的循环迁移,再一次表明了循环迁移的普遍性。

  其他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还涉及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及其影响的研究。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密的研究结果表明,调查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22%,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有:收入水平、是否与城市居民散居、城市社会网络的结构和高度、城市居住时间的长短和工作的职业阶层等,其中是否与城市居民散居是关键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认为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政府可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作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切入点,对于具有市民需求且具有市民供给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建立起农村退出机制,对于没有市民供给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建立起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享用机制。

  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所向华丽从女性农民工生存状况与留城意愿视角探讨了促进女性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对策研究。她认为要推进女性农民工由农业劳动者转变为非农业劳动者,急需提供配套的职业培训提升女性农民工的工作能力,增加女性农民工的就业面;增设女性农民工的工会组织,或建设公共的城乡女性娱乐场所,丰富女性农民工的娱乐活动;要加快女性农民工由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进程,还必须从住房和就业等方面为女性农民工降低门槛,进一步促进女性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转变,完成人口的真正城市化。

  与会学者还注意到已返乡农民工的定居行为和创业意愿等问题。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潘华以赣南XW县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县城-农村往返流动的链条上选择县城定居的行为进行全面剖析。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且该定居行为宏观上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有重大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社会风险,因此需从多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的社会保护系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石智雷、杨云彦提交的论文则注意到了返乡农民工的家庭收入结构与创业意愿。他们的研究指出,返乡农民工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为外出打工和经营性收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有着自主创业和自我经营的意愿。其中,那些文化程度较高、有着共产主义信仰、生产积极性较高以及交际能力较强、在外务工期间有参加过技能培训的青壮年农民工返乡后自主创业的意愿更强;有成员外出务工、社会经济地位高和户主文化水平高的家庭其创业意愿要强于其他家庭。

  

  三、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与生存状态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流动人口所遭遇的社会排斥和由此所致的与城市居民的分层日益显性化,同时其内部也正经历着日趋明显的分化,本次与会代表也对这种分层和分化现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收入分层是与会代表关注的主要问题。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黄玉捷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流动人口集聚与社会分层路径表现出人口集聚与社会分层与产业结构转换相匹配的显著特征。在中心城区,流动人口以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现代金融和信息服务业产业就业人员的形式向中心城区集聚,群体内部高低收入差距大,高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域界限逐渐明晰,人口居住集聚和社会分层特征日益显著;而且,这个过程与当地户籍居民的社会分层过程基本同步,并按高低收入与当地户籍居民居住区域融为一体。在远郊区,流动人口以产业工人的形式向远郊区集聚,但是产业工人社会整体性强,分化困难,流动人口社会分层并不明显;同时,由于流动人口大多集中居住在公司或厂区附近,地缘、亲缘和业缘关系紧密,文化“块状”结构明显,与当地居民社会融合较为困难。

  江汉大学政法学院华平的研究认为城市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城市流动人口主要在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就业,城市居民主要在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就业。在体制内一级劳动力市场,城市常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在体制外一级劳动力市场,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此外,城市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性差异没有通过验证,但两者在月收入分布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余佳通过对2000年和2005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比较分析,发现两者的职业构成变化与经典的“全球城市”理论描述仍然有所不同,表现为外来劳动力市场比本地劳动力市场“极化”程度更高。这说明上海的城市社会极化首先发生在外来劳动力市场,而政府的歧视性选择政策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南京大学曲兆鹏也分析了2002-2007年间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变动情况,研究发现农民工和本地劳动力的工资都在显著增加,农民工间的工资不平等显著降低,但本地劳动力间的不平等却有略微上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田艳平研究了农民工职业状况的代际差异,发现两代农民工在职业、行业结构、择业渠道、职业目标、职业稳定性、职业收入、职业保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与会代表还从新的视角对流动人口的分层和分化进行探讨。同济大学王德、顾晶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使用城市公共设施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分化现象,表现在:流动人口对经营性设施的选择以社区及以下级商业设施最为频繁,而对市级商业中心与副中心的使用度则较低;对公益性设施的使用率极低,且呈现出刚性越强使用越少的特殊规律;与户籍居民相比设施等级越高使用的差异越显著,但在社区及以下级商业设施的使用强度上,流动人口超越了户籍居民;从流动人口群体内部来看,随着收入、居沪时间的增加以及来沪意愿的长期化,流动人口对公共设施的使用具有向享受型跃升的趋势。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王蓉蓉、吴瑞君也注意到了流动人口在居住地社会事业资源的使用、需求意愿和满意度上的城乡之差与内部分化。

  西安交通大学杜海峰等人研究了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性别差异,发现男性农民工较女性在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拥有方面都占据优势,特别是在社会交往支持方面;流动加剧了男性农民工群体中实际支持和情感支持资源的集中趋向,同时也加剧了女性社会交往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在男性单性别构成的群体中,同配连接性和小团体现象都更加明显,群体内部的分层和分化状况突出;在男女性农民工混合网络中,异配连接性特征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单性别群体中的小团体现象。

  与其他专家学者考察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状况有所差异的是,西安财经学院管理学院的韦艳、李静则分析了农村流动人口社会分层对生育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生育偏好观念和行为在流动人口中的不一致性,男孩偏好行为在社会分层处于较低层次的流动人口中表现的更为显著。其他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还分析了上海的户口新政与市民权分层体系,村落劳动力转移情况及其对村庄社会分层的影响等问题。

  

  四、流动人口的社会隔离和社会融合

  

  由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体制,使流动人口成为城市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但随着我国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逐渐成为大势所趋,因此流动人口的社会隔离和社会融合问题也就成了是在本次会议中讨论十分热烈的一个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黄匡时在借鉴欧盟社会融合指标和欧盟移民整合指数的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流动人口特点的社会融合指标体系,认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应该从城市层面的政策融合和总体融合、个体层面的主观融合感受和客观融合状态两个层次去理解。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研究所周福林则认为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标准为:1、稳定的工作。目前农民工家庭成员已经融入现居住地的经济社会,但就业的行业存在隔离。2、自有住房。现有的情况是农民工家庭有稳定的居住方式,但住房的自有程度低。3、与本地居民间正常的社会关系,包括社会交往、通婚等。遗憾的是,现在农民工家庭还主要是以原有的社会关系网为主。4、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和权力。目前农民工家庭的绝大多数还远没有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权力。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杨菊华则认为收入水平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标志,也是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核心指标。她的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差分”、“内外之别”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但有着不同的影响模式。从现况来看,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最高,而乡-城流动人口的最低,分别折射出“融入过度”和“融入不足”的特点。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也略高于本地市民。不过,这未必表明是流动人口的收入高了,而更可能是本地市民的收入不包括工资单上没有显示的收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丁金宏通过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可获得性的研究来透射出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地位,指出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的开放缺乏诚意,慷慨的不需要,需要的不慷慨。他还进一步指出,公共服务可获得性的人群差异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地位的非正式性,虽然状态在不断改善,但是体制性障碍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障碍仍然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最后障碍。其他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还分析了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文化冲突、文化融合及文化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路径等问题。

  针对上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与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影响他们社会融合程度的各种因素。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力、吴开亚系统地从城市落户门槛的角度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制度障碍,认为城市落户门槛普遍存在,有“质”的共性和“度”的差别;城市落户门槛的高度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悦中山等人认为农民工市民网络(即农民工与迁入地市民建立的社会联系)对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指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仅对农民工的社会经济融合的部分指标具有显著影响。福州大学阳光学院商光美、陈育芳指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受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制度安排、文化排斥等因素影响,其中制度安排包含户籍制度、就业市场、管理政策等内容,文化排斥包括市民歧视、居住隔离、消费文化等方面。

  与会专家学者还讨论了流动人口内部不同群体的社会融合状况及其影响影响因素。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王毅杰、史晓浩提交的论文分析了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研究指出这种融合并非单向、静态的,而是双向的、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动态过程;城市社会中的社区、学校及家庭中的各种因素都会作用于作为行动者的流动儿童的生活实践,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融合的进程。宁波市社科院史斌的研究则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研究他们的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建立在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两个层面基础上;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增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基于现实观察和理论思考,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解决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的基本思路,论述了消除农民工融入的体制障碍与结构性因素的必要性,同时保护他们积极的社会态度、发挥实践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意义,提出需要新农民工、城市居民、政府和社会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的现实主张。

  

  五、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与城乡统筹

  

  社会保护是一个新的研究流动人口问题的概念和思路,也是本次会议的主题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吴瑞君指出,现阶段大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发展趋势已发生变化并将对大城市的教育系统提出挑战。首先,人口流动家庭化,同住子女总量增加,这将对公办学校接纳流动人口子女的能力形成新的挑战。其次,流动人口本地化和常住化,使得在大城市出生的新生代群体和进入义务教育后阶段的子女数量不断增加。这都使大城市教育资源的压力将从义务教育阶段向学前及义务教育后阶段两端延伸。第三,流动人口(子女)向中远郊地区集聚的趋势明显,这将突显出局部区域教育资源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和增加区域教育规划和管理的难度。因此,她提出应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完善流动人口相关的统计和管理制度,构建融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及初中后教育于一体的大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管理和服务机制,将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大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规划。与此同时,还应加快民工子弟学校的民办化进程,鼓励和支持更多的民办学校参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鉴于子女教育问题在流动人口社会保护中的重要性,与会专家还探讨了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教育期望的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等问题。其中,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阮朝扬、朱宇分析了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三分策略”,即全部流动、全部留守和部分流动部分留守,并认为流动人口在“三分策略”中作出的选择是他们在充分考虑家庭资源的整体情况后而做出的最有利于家庭利益的理性选择。

  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保护措施不够完善还体现在他们的社会保险问题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孙鹃娟、唐健在其提交的论文中指出,当前流动人口整体参保率较低,而这主要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养老期望有密切关系。为此,应该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加强针对他们的养老保险知识的宣传,加深流动人口对养老保险知识的了解,提高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同时,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补贴的力度。此外,企业应主动给流动人口提供养老保险的咨询服务,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给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并设相关监督部门进行监督。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张红丽、朱宇探讨了不同流迁意愿下流动人口参与社会保险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各类险种的需求状况,结果发现他们对各类社会保险险种的需求状况不尽相同,因此她们提出应该针对不同流迁意愿流动人口的需求特点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同样是他们社会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障碍之一。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李坚指出,农民工家庭普遍存在住房面积小、条件差、家庭合居需求得不到满足、缺乏制度化住房保障问题等问题。针对上述现状,他提出农民工家庭住房保障政策的设计应该借鉴国内外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经验,依循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分层分类、循序渐进诸原则,其要点是:一、以农民工家庭为单位纳入到城市住房保障范围;二、建立农民工家庭住房保障标准;三、允许农民工加入住房公积金;四、允许农民工住房贷款;五、多渠道建设农民工公寓。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林李月、朱宇讨论了流动人口独特、多样化的住房保障需求。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流动人口所拥有的经济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和流动频繁等不同于当地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使得他们的住房类型和住房保障政策上的需求有别于当地居民;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在流向选择上的分化也导致了该群体内部在住房保障需求上的分异。为此,论文进一步指出基于城市融入与城市排斥的分析框架,将流动人口纳入到现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的做法只能满足有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和能力的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需要保持流动状态和向迁出地回流的流动人口需要新的住房保障政策和措施,以适合其两栖特征和“流动”的住房需求。这与朱宇、林李月在会上提交的另一篇文章的观点相互印证。他们在文中指出,鉴于流动人口在流迁方向上的分化并由此产生的他们在社会政策需求上的多元化,仅强调城市融入,只能使一部分有能力且有意愿在城镇定居的流动人口群体从中受益,而保持流动状态和返回家乡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需求则难以得到满足。因此,他们提出在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思路上,还应贯彻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的要求,改变当前以户籍或居住地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护政策,使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的所有环节都能受到公平待遇和享有社会保护,这才是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根本措施。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新的战略思路,本次会议别具创新地把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与城乡统筹结合起来作为主要议题,引发了与会代表积极热烈的讨论。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劳动研究所张展新认为 “二元”理论在中国存在着现实解释力上的缺陷,他进一步指出传统研究中影响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正逐步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和社会层面的“本地—外来”双层分割格局,并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在流动人口聚集城市和流动人口聚集的转型社区中,形成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的不平等; “非本地户口”决定公民权益的内外差异,农民工、“蚁族”等构成一个被排斥的城市劳动力整体,农业户口的解释和符号意义降低;分布在不同城市、不同社区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地位弱势缺乏一致性,不会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地方分割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后半段”等。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胡陈冲的分析也发现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体制对流动人口的就业与收入、社会保险、子女教育及居住状况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都十分深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翼认为统筹城乡流动人口问题政府需要整合流动人口,不仅使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而且使不同地方的城市人口也融入移居城市。在政府的政策配置与服务提供中,需要有长期计划。要注意借鉴和总结城乡一体化试点地区的经验,不仅做到行政区划内户籍人口的一体化,也要关注到跨省流动人口的城乡一体化。

  流动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问题是近年来各级政府在社会保护和城乡统筹进程中十分关注并着力加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为我们介绍了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社会保护方面取得的新进展:一是《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实施,较好地维护了包括外来流动从业人员在内的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在跨统筹地区就业时的养老保险权益,提高了他们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极大地方便了人口流动过程中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二是外来流动从业人员养老保险的“上海模式”出现新突破,允许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外来流动从业人员参加上海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同时,外来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北京模式”也出现了新扩展,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对象从农民工扩大到所有在京流动人口。三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开展,这将使流动人口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特点,分别参加各类基本养老保险,有利于提升流动人口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许光分析了社会排斥视角下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福利及其改善设想。结果表明,制度转型后我国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主要得益于经济体制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企业效益的提升,就流动人口个体的福利而言,其变化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为改善流动人口的福利状况,他提出建立一种福利补偿机制的设想,包括变当前的恩惠式福利为进取式福利,选取补救型福利模式与合作型福利模式相结合的制度等等。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刘国福还对归侨侨眷权益保护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面临着涅??或衰落的抉择。实现涅??的可能选择是,突出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强调平等对待,逐步淡化乃至适时取消根据特点、适当照顾,转向促进融合,增加一般性法律中关于归侨侨眷的内容,以及制定《归侨侨眷融合促进法》取代现行的《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等。

  

  六、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问题

  

  2010年国家“一号文件”的出台,促进城镇化改革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这些发展变化为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家庭迁移规模化、长期居留趋势明显以及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结构的变化也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工作提出新的挑战。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司长张春生在开幕式讲话中指出,流动人口举家迁移、长期居留趋势明显,而且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体,人口流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这些均会对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我国统筹城乡的基本保障制度刚刚开始建立,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还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城-城之间的流动人口也难以均等地享有居住地的公共服务。针对上述两大新的变动趋势,张春生司长提出了引导人口有序流动迁移,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基本思路:积极稳妥地推进人口城镇化,逐步消化吸收农村流动人口;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发挥人口计生网络优势,构建流动人口全员统计、动态监测和决策支持体系;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创新为突破口,构建新型人口服务管理体制。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靳小怡等人对厦门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的现状评估与未来发展战略的研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着启示意义。她们的论文表明,厦门市作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流动人口规模较大的沿海经济特区,在全国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发展成果补偿人口与社会发展需求,以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先进理念为指导,以专业化网络化的组织机构、“强化一盘棋,坚持一体化”的“1+1”模式、及灵活多变的责任分流制度为途径,提高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水平、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和模式。厦门市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在理念目标、运行机制和实施手段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劣势。厦门市应以国家建设海西经济区优惠政策为依托,以国家加快城镇化、统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为契机,充分利用和扩大已有优势,通过综合改革弥补劣势,实现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的跨越式发展。

  除上述论文外,专家学者们还对流动人口社会保护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路径,农民工回迁式购房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与会代表们普遍认为,本次会议准备充分,组织有序,论文质量高,讨论热烈。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将推动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与社会保护的理论研究,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林李月 朱宇

  2010年6月12日

  

(来源:本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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