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轨迹与动力——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时间:2021/1/11

载于《新视野》2021年第1

尹德挺  董亭月  郑澜  营立成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学学科发展轨迹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研究热词由“计划生育”“农村人口”“劳动力”逐步向“流动人口”“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等多维纵深转移,学科发育由注重学科理论基础建设到学科政策功能彰显、学科独创性强化、学科细化与分化速度加快以及学科交叉与综合日益复杂的转变,显示出中国人口学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二,我国人口理论与方法研究热度不高,生育研究是“绝对焦点”,迁移研究“后来居上”,人口结构、亚人口、人口与经济、婚姻与家庭等人口学其他分支陆续发展;第三,现实需求、理论反思、学科交融、数据积累和政策导向形成了中国人口学学科的发展动力。鉴于国内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创新力度不够、对繁杂人口现象规律性解释的深度不足、与国际人口学研究对话不充分等客观事实,我国人口学未来应进一步立足理论原创与方法创新,着力夯实人口学基础,坚守问题意识与学术自觉,坚持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持续增强学科话语解释力和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人口学;阶段性特征;结构性特质;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21)01-0120-09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学学科建设经历了从附属学科到独立学科、从传统学科到现代学科、由冷门学科到热门学科的转变。当前,在步入以新技术、新业态、新资源为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变革时代,我们更需要把握好中国人口学的发展脉络,诠释好学科的时代导向,激发好学科的内在活力。为深化对我国人口学特点与发展机制的认识,本文利用 CiteSpace 文献分析工具,对1949-2019年中国人口学重要文献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探寻人口学学科发展的特征规律,揭示该学科发展变迁的内在机制,并对学科未来发展做出展望与讨论。

一、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我国人口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各时期呈现出阶段性特色。为系统反映人口学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文按十年为一个时间段对文献进行时间切片。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献数量较少且同质性较高,我们将1949-1979 年间的文献进行整合处理,形成五个历史阶段分期,并据此形成了中国人口学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表(见表1)和人口学研究的时区分布表(见表2),其中,高频词统计表从1990年开始加入国际人口学研究热词与国内进行比对研究,从而揭示出我国人口学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特色。

1 1949-2019年人口学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

 

1949-1979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9

中国

中国

国际

中国

国际

中国

国际

中国

1

出生率

计划生育

生育

计划生育

生育

计划生育

人口迁移

流动人口

2

人口统计

劳动力

女性人口

农村人口

人口迁移

流动人口

生育

人口老龄化

3

劳动力

农村人口

死亡

劳动力

女性人口

农村人口

健康

老年人

4

人口增长率

人口自然变动

人口迁移

总和生育率

死亡

人口老龄化

性别结构

人力资本

5

计划生育

人口统计

婚姻

老年人

健康

人力资本

死亡

城镇化

6

人口自然变动

出生率

家庭

人口自然变动

家庭

总和生育率

家庭

总和生育率

7

人口理论

生育率

儿童

生育观念

婚姻

人口迁移

女性人口

生育意愿

8

晚婚

人口普查

健康

人口迁移

儿童

城市化

婚姻

计划生育

9

人口规律

人口增长率

人口转变

人口统计

性别结构

出生性别比

儿童

健康

10

人口政策

老年人

避孕

人口老龄化

人口转变

人口普查

人口政策

出生性别比

1. 表中“国际人口学”文献题录数据来自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数据更新时间为2020年3月13日,检索出文献记录28341条 , 其中,1949-1989 年关键词缺失,故未列入统计。2. 国内人口学参考刘铮主编《人口学辞典》中的人口学辞条,在剔除与人口学无直接相关的关键词后,按固定时期内关键词出现频次,统计出各期前10个关键词。3. 一篇文章通常有多个关键词,本文将所有关键词均纳入统计分析中,故本文所有关键词频次之和大于文章总数量。

 

注:1. 通过Citespace的时区分布图统计,得出我国人口学研究热词首次集中出现的时间信息,关键词在一时期内首次出现且时期内累计频次大于20次即为首次集中出现;每一时期呈现的关键词自上而下分布代表关键词累计频次(1950-2019年)由大到小排序。2.“——”表示该时期没有形成或尚未形成其他显著的热词。3.1950-1959年由于文献数量少,未形成集中出现的关键词,2010-2019年由于出现的关键词未经过时间累积达到一定热度(阈值),致使首次集中出现的热词数量较少。4.一篇文章通常有多个关键词,本文将文章所有关键词均纳入统计分析中。

第一阶段(1949-1979年):学科的理论基础逐步建立,理论争鸣与元问题探讨, 成为先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里,“人口理论”“人口规律”“人口政策”“人口统计”“计划生育”等“元概念”作为高频词出现,相关文献集中于对人口学的某些基础问题(如“人口发展速度快一点好还是慢一点好”“社会主义要不要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等)开展讨论。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学界提出了“生产方式决定人口规律”“人口有计划地增长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等理论观点。到20世纪7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口理论研究向纵深推进,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人口学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开展研究,并提出了“逐步建立我们自己的、比较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口理论体系”的理论目标。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等多因素推动,世界各种人口理论思潮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室编写的《人口理论》、阿尔弗雷·索维的《人口通论》等人口学专(译)著相继出版,人口理论发展迎来了初步繁荣。

第二阶段(1980-1989年):学科的政策阐释功能彰显,生育与农村劳动力研究成为人口学研究的“双核”。20 世纪 80 年代人口学高频词从元理论领域转向重点问题领域,特别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稳步推进,“计划生育”研究加速替代“出生率”等人口学基本指标研究并升至学科第一高频词,人口学学科的政策阐释功能得到强化,与计划生育工作相关的“独生子女”“育龄妇女”等群体在人口学研究中备受重视。与此同时,随着1984年和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等政策文本对农村人口流动限制的逐步放开,农民开始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从而促使“人口迁移”“劳动者”“农民”等研究热词首次集中出现,人口学科的政策阐释功能空前凸显。在这一时期,人口学研究领域不再止步于对传统人口学变量的关注,逐步从侧重人口系统内部关系研究的“规范人口学”(Formal Demography)更多地拓展至关注人口与经济、社会等系统之间关联性的“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尤其注重研究成果向实务政策的转化。

第三阶段(1990-1999年):学科独立性与系统性得以强化,生育转变、人口流动和老年人口研究“三足鼎立”。20世纪 90年代以后,由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人口应用学科(或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再加1997年“人口学”还被单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一个学科门类,人口学的学科独立性、系统性得以加强。在此过程中,生育研究仍是人口学研究中分量最重的领域,“生育政策学理支撑”“人口转变理论框架”两大核心的学科边界和学科目标日益清晰,“计划生育”“农村人口”“劳动力”仍为前三位的高频词,“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政策”“出生性别比”等热词在文献中首次集中出现。另一方面,以“老年人”“家庭养老”为代表性关键词的人口结构研究以及人口与经济、环境、资源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异军突起,人口学、经济学、环境资源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者对人口迁移流动规律开展了多角度探讨,并将人口变化与区域经济相结合,集中讨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人口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开始升温。

第四阶段(2000-2009年):学科细化与分化不断加快,人口转变后果、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和人力资本研究热度增强。21世纪的头十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基本稳定在1.5以下,人口发展由最初的“生育拉动型”规模增长转变为“年龄结构驱动型”惯性增长,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流动研究产生深度分离,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流动的关联性成为主要矛盾并形成学科新动向。在此背景下,“流动人口”替代“劳动力”,与“计划生育”“农村人口”一并成为这一阶段文献前三位的高频词。这一时期我国低生育率水平的持续稳定推动了一部分学者关注人口转变对经济的影响等,探讨如何通过扩大人力资本存量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同时,人口转变下的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逐步凸显,健康研究成为人口学关注的新议题,“人口转变”“低生育水平”“人口预测”“农民工”“人力资本”(含“健康”)“城市化”等词在文献中首次集中出现。

第五阶段(2010-2019年):学科交叉与综合日益复杂,“流动”与“老龄”的地域、群体等差异及其综合影响成为研究新转向。2010年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比陆续出现由升转降的拐点,“计划生育”不再成为人口学研究高频词。当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与人口要素的匹配性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旨在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增长以及提升经济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与活力相关的“流动人口”“人口老龄化”等议题成为人口学研究的高频词,而与人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相关的“区域差异”“收入差距”“新型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等词在文献中首次集中出现,其中,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家庭结构小型化背景下的家庭养老及农村老龄化水平长期高于城市的城乡倒置等交叉性议题研究持续升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人口均衡发展研究开启新时代。2013年和2015年,我国连续对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引发学界对“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效果及未来生育政策走向的热论。此外,人口大数据的日益丰富以及人口分析技术和统计方法的不断创新,也促进了学界对人口现象背后诸多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人口学进一步向交叉综合性学科转化。

总之,我国人口学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特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注重学科理论基础建设,到改革开放后学科政策功能彰显(20世纪80年代)、学科体系性独立性强化(20 世纪90年代)、学科细化与分化速度加快(21世纪00年代)以及学科交叉与综合日益复杂(21世纪10 年代),我国人口学的“四梁八柱”逐渐完备,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学逐步形成。

二、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的结构性特质

除了厘清中国人口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外,我们还有必要深入把握人口学学科发展的结构性特质。为此,本文对中国知网中的人口学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从人口过程、人口要素、人口群体和人口交叉领域等四个方面认识这门学科的结构性抓手,尝试探讨其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质。

在人口过程方面,由生育研究“一域独大”过渡到生育、迁移研究并重。生育、死亡和迁移是人口变迁的三大重要过程,围绕三者展开的人口变量研究是人口学研究的内核。生育研究始终是我国人口学研究的“焦点”,长期处于“一域独大”的状态。我国生育率研究以人口与计划生育实践为基础,针对生育水平的测量评估、生育意愿或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后果分析等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但随着人口问题的复杂化,生育率相关研究出现明显下降态势,论文占比由以前的50%左右降至2010-2019年期间的35.5%(见表3)。与此同时,人口迁移研究热度不断提升。迁移研究与我国人口流动浪潮相生相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曾零星出现过几篇介绍苏联等国人口迁移情况的论文。80年代以后,人口流动深刻影响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大批学者开展了对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和城镇化现象做研究。90年代,学界进一步对人口流动现状、成因和政策研究予以关注。进入21世纪,大规模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及衍生出来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群体备受关注。迁移研究的发文占比由20世纪80年代的5.71%上升至21世纪10年代的27.61%。另一方面,与生育、迁移研究相比,我国死亡研究比重始终较低,近十年发文比例虽然有所提升,但仍仅占4.56% ;而在国际人口学研究中,死亡始终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表3 我国人口学人口过程分支领域研究热度情况           单位(%)

分支领域

1950-1979年

1980-1989年

1990-1999年

2000-2009年

2010-2019年

生育

55.10

42.44

53.33

52.37

35.50

死亡

8.16

2.32

3.68

2.86

4.56

迁移/流动

4.08

5.71

11.49

16.69

27.61

注:“生育研究”分支领域检索主题词为“生育”;“死亡研究”分支领域检索主题词为“死亡”;“迁移 /流动研究”分支领域检索主题词为“迁移”“流动”。以上均在四本主要人口学杂志上检索并进行人工分类识别后计算得出,下同。

在人口要素方面,由以人口规模研究为主过渡到全面综合分析人口各要素。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质量和人口分布是人口学四大基本要素。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和对人口控制问题的广泛讨论,人口规模最先受到人们的关注,1950-1979 年间,人口规模研究在我国人口学研究中的发文占比达到28.57%。到20世纪80年代,人口结构、人口分布和人口质量领域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但关于人口规模的讨论仍占最高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的相关研究快速增长,人口结构相关研究到20世90年代的占比就达到13.35%,为各要素中最高的,2010-2019年更是达到27.17%,稳居各要素第一;人口分布的相关研究也从20世90年代的5.43%上升到近10年的16.65%。人口规模和人口质量的研究则总体保持稳定态势,2010-2019年发文占比分别为15.25% 和11.31%(见表4)。

在人口亚群体方面,老年人口、女性人口等研究是我国人口学重要的学术增长点(见表5)。老年人口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从人口老龄化到高龄化、健康老龄化再到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的提出,从家庭养老到社会化养老模式的探索,从老年人口数量到老年人口健康状况、生活质量和消费的关注,老龄研究主题不断深化,其发文占比由20世纪80年代6.37%上升至21世纪10年代的20.33%。有学者认为,跨学科视角下的老龄研究及其顶层制度设计将是未来人口学研究的关注重点。与此同时,我国女性人口研究同样在 80 年代开始逐步出现,从对我国女性人口生育、健康、婚姻家庭、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基础性人口问题的关注到老年女性人口等特殊女性人口群体的深入研究,我国女性人口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并始终在人口学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位,发文数量占比近10%。总体来看,女性人口研究方兴未艾,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

在人口交叉领域研究方面,人口与经济研究、人口学的婚姻家庭研究持续升温(见表6)。在我国人口学学科体系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开展较早且十分重要的分支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政府部门和人口学学界就对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阐述,主要内容包括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徘徊发展时期与人口激增之间的矛盾关系的论述、社会经济因素和对我国生育率影响的综合讨论等。20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影响、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的关系、生育政策对女性就业或老年人口再就业的作用以及“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社会经济综合影响的大讨论从未间断。当前,人口经济领域与迁移研究相结合的“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与老龄研究相结合的“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红利”研究、与地理学相结合的“人口—经济—空间”研究以及与资源环境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多学科、多领域相交融的人口与经济研究热度持续升温。与此同时,与人口—经济交叉领域一样,人口—家庭交叉领域也在人口学界占据了重要位置。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人口数据资料的完善及人口政策的推行,妇女婚育状况、生育政策衍生出的家庭规模与结构研究开始不断丰富和发展。伴随我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发生,婚姻与家庭研究不再限于女性主题的讨论范畴,并出现了许多新的议题,如在人口与婚姻领域出现婚姻匹配、婚姻稳定性、大龄未婚现象的讨论,人口与家庭领域提出代际支持与创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的政策应对,等等。

总之,在我国人口学发轫之初,学科的结构性特色主要表现为高度重视生育研究和人口规模研究,相对忽略人口亚群体研究和人口交叉领域研究。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人口学界在人口过程、人口要素、人口亚群体和人口交叉领域的研究显著发展,关于人口迁移过程研究、人口结构与分布研究、老年与女性群体研究、人口与经济及人口与家庭的交叉研究异军突起,塑造了新时代人口学发展的全新格局。

                   表4 我国人口学四要素分支领域热度情况            单位(%)

分支领域

1950-1979年

1980-1989年

1990-1999年

2000-2009年

2010-2019年

人口规模

28.57

15.24

10.26

14.82

15.25

人口结构

——

7.75

13.35

21.23

27.17

人口分布

——

4.92

5.43

10.96

16.65

人口质量

——

10.76

11.53

15.26

11.31

注:“人口规模”分支领域检索主题词为“人口规模”“人口总量”“人口数量”“人口增长”;“人口结构”分支领域检索主题词为“人口结构”“性别结构”“性别比”“年龄结构”“抚养比”“城乡结构”“民族结构”;“人口分布”分支领域检索主题词为“人口分布”“空间”“区域”“人口密度”“人口集聚”;“人口质量”分支领域检索主题词为“素质”“人口质量”“健康”“预期寿命”“优生”“教育”“人力资本”。表中“——”是指此分支领域论文占比过低,下同。

              表5  我国人口学亚人口分支领域研究热度情况                单位(%)

分支领域

1950-1979年

1980-1989年

1990-1999年

2000-2009年

2010-2019年

老年人口/老龄研究

——

6.37

10.15

13.82

20.33

女性人口研究

——

2.42

9.04

5.98

7.98

注:“老年人口”分支领域检索主题词为“老年人”“老年人口”“老龄”“老龄化”“养老”;“女性人口”分支领域检索主题词为“女性”“妇女”。

    表6 我国人口学“人口与经济”“婚姻与家庭”分支领域研究热度情况     单位(%)

分支领域

1950-1979年

1980-1989年

1990-1999年

2000-2009年

2010-2019年

人口与经济研究

10.20

22.62

34.99

34.00

37.95

婚姻与家庭研究

——

10.79

17.89

18.93

25.15

注:“人口与经济”分支领域检索主题词为“经济”“劳动力”“人口红利”“就业”“城市化”;“婚姻与家庭研究”分支领域检索主题词为“婚姻”“家庭”。

三、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门学科的发展变迁既有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也有政府部门和相关学者的积极贡献。我国人口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比较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和结构性特质,这既与学科发展的现实需求动力和政策导向指引密切相关,又与理论反思推动的学科范式发展、学科交融激发学科灵感智识和数据积累等因素密不可分。

第一,现实需求构成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人口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始终在回答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中获取新动力,在对接国家、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切实需求上寻求新机遇,这一点在人口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演变中清晰可见。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人口增长过快、规模过大,对生产力形成压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此,以马寅初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口学家厘清了当时“人口越多越好”论的认识不足,确立了人口学的价值基础,推动了我国人口控制政策的相继出台。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现象在中国大地上发生,流动人口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诱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人口流动相关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集中出现,到21世纪初成为“显学”。从人口学重要期刊发文关键词来看,“流动人口”在2000-2009年间研究热度位居第二位,2010年以后则跃居第一位,国内形成了一大批探索人口流动机制、影响和治理的重要成果。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迷和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中国不仅迎来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面临着老龄化社会的重大挑战。面向新的人口形势及其对中国发展的深远影响,人口学研究迅速向老龄化、新形势下的人力资源开发、人口均衡发展战略等议题聚焦。可见,社会经济发展是中国人口转变实现的根本动因,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我国人口学大发展的时代。

第二,政策导向是学科发展方向的重要指引。人口学科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基础与应用相结合的复合型学科,其实践性、应用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国家的人口政策。纵观, 我国人口政策的演变可以发现,每一次政策的出台,既是对不同阶段下人口新形势作出的回应,也随即引发了人口学新的研究热潮。以生育政策为例,自1964年我国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到2013年、2015年我国生育政策两次重要调整,再到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历经几十年的改革实践,我国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生育政策之路,亦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生育研究。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户籍制度等改革吸引了学界对流动人口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农民工”群体流动策略的研究;21世纪“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战略思想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引导着学界由人口数量向人口质量研究方向的转变,强调教育和健康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影响。近些年来,在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发展方面陆续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文件,其中,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引起了学界对人口市民化、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的思考;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等提出明确要求,推动了学界对养老模式、医养结合等研究主题进行深入探索。总之,我国人口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指引,以人口均衡发展为导向的政策环境促使人口学研究者聚焦人口均衡发展战略,助推我国人口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理论反思推动学科发展的范式变迁。邬沧萍指出,理论性是中国人口学区别于西方人口学的独特优势,人口理论是人口学各分支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尽管纯粹的人口理论研究近年来持续“遇冷”,但从较长的学科发展延绵看,学者们对人口发展的理论探讨反思不仅为经验层面的人口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还持续推动着中国人口研究不同阶段的范式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人口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形成了中国特色人口学的理论框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凸显,引发了理论界围绕“人手”与“人口”之争的思想争鸣。最终人口学界从中国实际出发探讨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总结出“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变化起决定作用,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促进和延缓作用”的理论判断,奠定了中国特色人口学的理论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迅速转变助推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人口城市化”等相关理论由此引入,并再次激活人口与经济的相关研究。同期,我国开始涌现人口和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在某种程度上人口发展由出生、死亡主导型转向了人口迁移流动主导型,引发了理论界对于人口迁移流动转变理论的反思,进而带动“劳动力”“人口迁移与流动”等主题研究成为热点。21世纪初,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在积极老龄化、生命历程等理论的指导下,学界的关注点逐渐从“人口老龄化”转向老龄人口的健康、保障与参与,研究主题不断向纵深发展,研究热度持续增加。进入新时代,我国城镇化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城镇化格局仍呈现以“瑷珲—腾冲线”为界的分布特征,“人口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等交叉领域的研究由此得以丰富。新时期,在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面对“人的现代化”问题,中国人口学的研究边界全面拓展,研究主题更为多元。可见,以对人口内外关系的认知为基础、日臻完善的人口理论是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化了我们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

第四,学科交融激发人口学发展的灵感智识。学科的融合是知识发展的必然,亦是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人口学在专业深化中走向跨界融合。面对社会各界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需求,人口学凭借专业性的统计分析方法,如队列分析、时期分析、标准化、人口间接估计、人口和家庭户预测等技术,既刻画出特定时期的人口现状,又预判出未来时期的人口走势,为经济学、社会学、空间地理学、公共卫生等多学科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与此同时,这些学科更为精确和强烈的人口数据需求,反过来又要求人口学再思考、再精进。在其他学科多维需求的推动下,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指标体系得以拓展至“健康”“家庭”等重要领域,人口模型开始兼顾除个人基本属性以外的“经济增长”“社会保障”等多维因素,人口预测对于“低生育水平”参数的要求更为精确等。人口学与其他学科的双向互动过程,促进了中国人口学由当初以“生育”为核心的“狭义人口学”过渡到当前以“流动”“老龄”“人力资本”研究为热点的“发展中的人口学”。另一方面,人口学在学科融合中走向成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各个学科的繁荣发展为中国人口学的蜕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方法支撑。在理论层面,以人口学研究热点议题“生育”为例,国内对生育行为的研究,注重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生育的文化意涵、社会价值及生育的群体差异;注重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生育子女的成本与收益;注重运用生物学框架研究生殖能力等,均体现了学科交融的价值。在方法层面,人口学采用的多学科统计方法更为繁多,如事件史分析、路径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等。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没有专门的人口研究机构,从事人口研究的主要是数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和医学界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研究视野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侧重于人口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的交融,为人口学跨学科发展奠定了天然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其他学科新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推动人口学研究朝着更理性、更成熟的方向迈进。例如,地理学的空间自相关方法推动着宏观人口分析“向下”细化;统计学多层线性模型的研发也让微观人口模型“向上”关注宏观变量成为可能。总之,多个学科在理论、方法、数据等方面与人口学的交融,促使人口学成为了一门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学科,国内人口学研究变得既生动又客观。

第五,数据积累夯实学科发发展的重要基础。人口学研究方法的传承创新是人口学学科发展的根基,而人口研究数据的积累则是研究方法应用的重要素材。我国政府在 1950年建立起来的人口统计年报、1953年建立起来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劳动力就业定期报表制度、1953年和1964年开展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以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立的计划生育统计报表制度,为完整掌握当时中国人口数量、分布、结构等情况奠定了数据基础,“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统计”自然就成为当时的研究热词。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同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以及1988年全国千分之二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等高质量数据解开了“中国人口数量与结构之谜”。随后,1990年、2000年、2010年我国又分别开展了第四、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普查技术不断提升,普查内容逐渐完善,并实现了人口普查工作的常态化和机制化,其提供的基础性宏观和微观数据几乎都引发了历次普查后 5 年左右时间的发文高峰。以此为基础,常规人口分析技术和人口动态分析技术,如生命表、人口预测等方法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展,关于中国人口规模、结构、分布与预测研究愈加丰富,“出生性别比”“性别差异”“低生育水平”“人口转变”“健康”等研究热词逐渐兴起。同时,全国性人口抽样调查、人口经常性登记数据、大型人口和社会抽样调查数据等学术研究数据收集渠道也不断拓展,数据收集的准确性、代表性不断增强,调查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为社会统计分析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促进了人口与社会、经济等领域交叉研究的大量涌现。在此时期,“流动人口”“高龄老人”“人力资本”“社会保障”“收入差异”“区域差异”等热词集中出现。另一方面,人口与社会纵向跟踪调查数据的积累更为高级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土壤,推动着因果推断性相关人口实证研究的发展,“影响因素”“人口预测”等热词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人口模型之中。近年来,在政府统计和学术调查的基础上,企业采集的大数据一举成为全新的重要数据来源,加快拓展了人口研究的时空维度。总之,随着中国人口数据收集与应用的科学性和开放性不断增强,人口分析技术、社会统计方法以及大数据时空挖掘等研究方法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推动了人口学向纵深发展。

四、推动中国人口学学科纵深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口学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应注意到本学科在发展中仍存掣肘之处。一是对人口理论与人口分析方法创新力度不够。当前国内人口学界在纯理论与方法探索方面创新不足,相关文献数量在人口学文献总量中占比不高且持续下降,影响了学科创造力的激发。二是对繁杂人口现象规律性解释的深度不足。我国人口学在发展过程中深受政策因素影响,学科的发展高峰与政策重视程度高度一致、研究热点与政策关注度大体重合,这一方面体现了人口学的经世襟怀,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口学对一些复杂人口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未来,更能反映人口规律、更能体现学科价值、更能彰显中国特色的人口学研究亟待加强,这也是一些学者批评人口学“过度行政化”的原因。三是与国际人口学研究对话不充分致使国际影响力不高。我国人口学的热点议题与国外学术界多少有一些错位,与国际重量级理论或经验研究对话不足。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统计显示,近40年来,中国人口学者的国际期刊发文总量仅占全球人口学发文总量的1.65%,在全球国家 / 地区人口学类文献刊载量排名第14位。面对人口学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如何围绕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围绕新时代人口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需求寻突破、谋发展,进一步立足国情加大对中国本土人口问题的理论阐释和现实回应,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建设更高质量的中国人口学,需要不断推动理论原创与方法创新,着力夯实学科发展根基;需要兼具问题意识与学术坚守,不断提升学科发展的精神动力,在揭示规律、建构学说、创新方法、解决问题中寻求中国本土人口学研究的不断突破;需要坚持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持续增强学科话语解释力和话语权。新时代,呼唤中国人口学者在学科上的新拓展、学术上的新突破和话语上的新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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